金元时期，是个动荡的时代，特别是元统一中国之后，政治上实施民族压迫，人民群众、特别是文人中，除了极少数攀附权贵之外，他们中有的愤世嫉俗，有的自警避世，但是人民对于政治的反抗情绪终将会喷涌爆发而出。因而愤世嫉俗者不乏慷慨悲歌，避世者亦不乏嬉笑怒骂。这种动荡的社会，使人们产生了动的情感，因而需要有“動”的音乐形式来表现它，但词到词式已经处于僵化的阶段，成为文人案头上“静”的文学，而此时的“胡乐”，却具有激励凄紧的气势和灵活多变的自由。因此，吸收“胡乐”而创造出新的曲式以适应内容的要求，就促使了新的配乐诗体北曲的产生。北曲与词有着不同的特色：“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言外，曲竟为言外而意亦外。”

这种动荡的社会，使人们产生了动的情感，因而需要有“動”的音乐形式来表现它，但词到词式已经处于僵化的阶段，成为文人案头上“静”的文学，而此时的“胡乐”，却具有激励凄紧的气势和灵活多变的自由。因此，吸收“胡乐”而创造出新的曲式以适应内容的要求，就促使了新的配乐诗体北曲的产生。北曲与词有着不同的特色：“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言外，曲竟为言外而意亦外。”

北曲产生的另一社会基础是北方语系的相对统一和“天下通语”的形成。“天下通语”是蒙元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最积极的一项成果，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蒙元统治者强行推行蒙语会给华夏文化带来怎样的命运。蒙元统治者推行“天下通语”使得“中原之音”遍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促进了北曲的产生与发展。

三.北曲产生之内在因素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有其渐变到突变的内在发展规律。只有内在因素不断积累，发展到一定时候，遇到外部适可的条件，才能产生突变而形成新质。北曲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这一条规律。北曲既然是中国古代汉族诗歌形式之一，在其形成过程中，当然也就要继承汉族诗歌的传统，那就是歌词、音乐、舞蹈三者的结合。

唐代开始，一种与新的音乐相配合的韵文体萌生，时称“曲子词”，后统称为“词”。曲子词是中国古代一种新型的杂言韵文体样式，至宋代大兴，成为文人们韵文体写作的一种普遍样式，后世的文学史家称之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代表。词体的音乐，大分之有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两大类，而词体的“长短句”类型则相同。宋代以音乐方式传唱的歌辞还有在勾栏瓦舍中表演的说唱，包括“诸宫调”和“唱赚”。诸宫调兴起于北宋，在文学层面上，诸宫调属于民间的“音乐文学”，可惜宋代的诸宫调无文本传世。

唱赚，是兴起于南宋的一种歌唱形式，亦称“赚词”，有“缠达”和“缠令”两种形式，可惜明确的唱赚文本无存，王国维考证宋《事林广记》中传录的《圆里圆》曲词为唱赚。宋金两朝的官方和民间还盛行一种有妆扮的戏剧性表演，时人称做“杂剧”。大约在两宋之交，南方江浙永嘉一带出现了“戏曲”，南宋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4]后人称之为“南戏”或“戏文”。从这一系列发展脉络来看，音乐发展推动北曲形成，语言的变化也促使北曲形成。